想起三位姑妈（下）
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六九年春天。
二姑夫乃祖母二嫂的侄儿，他老人家名叫王保良（生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，农历为那年的十月初四），老家庄磨村，从小随父母居住北京，读书做人品学皆优，于一九六二年考取北京大学地质系，一九六八年毕业后，在宁夏贺兰山从事地质勘探工作，后调回内蒙古呼和浩特市，后来又调回北京国家地质调查局工作，真是踏遍祖国万水千山。虽说二姑青年时跟二姑夫东奔西跑，可她老人家中年乃至晚年真是享福，也正应了祖父取名中之寓意。她老人家生二男一女，女儿名叫王宏（生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农历是那年的十月初四）与二妹春莲同岁，南开大学毕业，现在北京市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，属于副处级领导干部，目前已是有私家车的小康家庭了，所谓的工作，也是写“准支”两个字。长男名叫王宁（生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，是那年农历八月初七），也是大学毕业生，现在一家银行工作，好象还是名字后面带长的那种负责人。次男名叫王宇（生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，农历为那年的五月初二），中国地质大学毕业，现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。爱好足球。
据母亲回忆，二姑与她老人家还是同班（三班）同学，曾在一个宿舍居住，有些同学已知母亲与二姑之间的关系，除过同学之谊，还有姑嫂之情。有多事人特意让她俩挨住睡觉，可她俩就是“坚守阵地”，即使挨住睡觉，相互也不说话。那时母亲年龄尚小，虽说不懂事，但也知道男女之事，并非人前所言。
记得有一次，好象是村里过节，也好象是家中某人过生日，总之是喜庆。祖母在家做下好饭，捎话让母亲来。母亲没去有她老人家的原因，终究是没过门的媳妇。人常说，丑媳妇总要见公公婆婆的。母亲是这样理解的，时机不到，我就是不去。别人也没有办法，就让二姑在大门口等，有些同学知道内中情由，还用激将法来对付母亲：你肯定不敢从寺庄村回家。自然是母亲上当：我就敢。当母亲走到大门口时，二姑从大门里跑出来，扑上去就拉她老人家回家，吓得母亲撒腿就跑。经过这次教训，母亲好长时间不敢走寺庄村，只好绕道而行。
话说至此，不由想起我求学时的一段经历。因为家庭出身因素，自己没有资格去豆罗中学读书，只好去公社五七农技校读书。在此读了二年半左右，于一九七八年春节期间，父母与三姑及三姑夫闲谈起我的学业时，他们建议我转学到豆罗中学。在这中间有个原因，就是三姑夫父亲（我叫黄厚爷爷）与当时豆罗中学校长赵增卯关系非同寻常，用村里人的说法就是：能说上话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填写了二张试卷之后，就走进了羡慕已久的豆罗中学大门。因学校离三姑家很近，逢时过节，自然少不了要去三姑家“改善生活”。自己参加工作后，假借工作繁忙之理由，看望三姑与三姑夫的时间明显减少。即使有机会，也是来去匆匆。由此说来，这真是我的不忠不孝了，唯有祝福他俩健康长寿。
这应该是我发自内心的祝福。
三位姑妈当中，实在分不清谁最亲我？或者说我最亲谁？姑母亲侄儿，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侄儿孝敬姑妈，也应该是不可否定的一条真理。大姑教给我心胸开阔，二姑教给我勤学多思，三姑教给我任劳无悔，所有这些，我觉得都是自身存在的问题。说到感情，我觉得还是二姑对我最亲近也最有感情，这倒不是她老人家有钱的原因，也并非她老人家居住在首都的因素，而是二姑与二姑夫对我的学习进步最为关心。早在我读小学时，二姑夫从外地回来探亲，他老人家给我买了一支钢笔。我象宝贝似的保存着，后来不知怎么就丢了，为此我几天没有吃饭。尤其是恢复高考那年，他老人家从北京给我寄回一套《数理化自修丛书》，还有其它一些复习资料。要知道，那时候二姑家的经济也并不宽松。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，又是他老人家写信安慰我，在精神上帮助我克服困难。非典那年，儿子考取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，二姑与二姑夫显示出来的喜悦之情，比我都那么明显，经济上给予帮助的同时，又亲自送到学校。所有这些，都是我不应该忘记的。 共2页，当前第1页12
说起三位姑妈，还有一事与我有关，也与大姑有关。那是一九九三年秋，我刚从天津回来探亲，正碰上村里人收秋，大哥让本村一个人给他拉庄稼，中午时让我也去他家吃饭。我说行。吃饭时，大嫂已将饺子捞出锅，我们正在吃着，突然看见大姑在她家门口坐着，一动不动。我让大哥闺女给我大姑，也是给她奶奶送些饺子，闺女就象没听见似的，也是一动不动……这下我可火了，借着酒劲，先是破口大骂，然后用拳头将大哥家窗户上一面玻璃打碎……
事后，村里有人说我那天大发酒疯，也大出洋相，并说我这人有神经病。是的，那天我就是发酒疯。那天我就是出洋相。那天我就是发神经病。为了大姑，我就要发那个酒疯出那个洋相发那个神经。
反正我是上姑舅。
祖母在世时，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：咱们是上姑舅，歪理也有三分。
共2页，当前第2页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