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我想说，在许多平常的日子里，我们彼此都差不多，有着粗糙平淡的日子。久了，大家都会变得纯净、善良、坚强，困顿的生命感悟一点一点的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、心灵里。有时，觉得我们都是盐粒，融解在水中。因此大家都散布在日常琐碎的生活细节中，看不出有什么波涛要激涌，也看不出有什么事即将发生。更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感到自己生存的地方，并不是一个充满魅力和神奇的地方。在这里，诗人不会找到梦一般的意境，画家不会发现炫目的色彩。甚至，把我们的心事掏出来，放在阳光下晒晒，也就那么一点点，不外乎是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事干，升升官，发发财，如此等等。
我上高中时是1979年，那年，平凉师范首次招生。县里有被录取的考生。9月初开学后，有不幸的消息传来。有两位已被录取的考生复检时被勒令辞退。一个是因为身高尺寸不够，一个是因为左腿有残疾。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，大家都为他们扼腕叹息，表示老天不公平。越一年，个子较矮的那位尺寸长高了，再考，中了，上了两年师范，回乡当了教师。他和我同乡，很熟。一同访过友，喝过酒。至今路上见了，要握手，问候。这且不提了。腿瘸的那位不能治愈，当然与上学也就失之交臂了。他一时成了人们施予怜悯的对象，因而被许多人认出。
我也是在那个时期认识他的。朋友指给我看：这就是那个被退回来的师范生。那时，他20岁左右，个头不高，脸盘清晰，满头乌发贼亮，一件的卡中山装上衣很合身，看起来也不很旧。而左腿的确很瘸，走路时双腿一拉一拉的，显得吃力。细观他的表情，没有我想像的那种失魂落魄的蔫样子。
那时谁也帮不了谁多少，面对一条与生俱来的瘸腿，他只能认命，只会偶尔叹息一两声。他也不可能远走他乡，或者找个什么工作。他后来选择了他一生为之操守的“职业”：摆摊卖水果。

他的摊点摆在车站一带，那里通常有一溜专卖水果的摊点，他添入其中，显得很是平常。他的左右邻居经常变化，但他一直坚持着，20多年不变，经风沐雨的日子里，他变得沉默、土气、老态，甚而有些乞相。不论周围怎样风云变幻，车站总是车站，是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因此，总会有人向他买水果，不论价高价低，也不论是苹果、柿子、香蕉或其它。
后来我的家就在车站附近，有时饭后散步，就悄无声息地远远站着，看他慢慢悠悠地经营生意，也看他慢慢悠悠地吸烟，那慢慢悠悠的缕缕烟雾融入空气中，同样的悄无声息。我有时去他那里买水果，也没有更多的交谈，三言两语，他秤好了水果，我付钱后掉头就走。只是有次，我买了西瓜，临走他说，这个西瓜我只赚了一个元，十分惋惜的样子。这让我左右为难，多给他一元，怕伤他自尊；不给他一元，使我心有不安。总之给我印象极深。
几年前的一个秋天，我去南巷口的王师傅家磨坊去磨面。人多，只好等着。下午4点多，窄小的巷道里，真没想到，那个瘸腿男人出现了，依然是双腿一拉一拉的，身后是一辆架子车，车上有纸箱，纸箱的口开着，看得出是几箱苹果、橘子和梨。和王师傅家只相隔了一家的一个破黑门前，他停了下来，原来这是他的家。
他向黑门喊了一嗓子，门就开了，探出一个女人来。
女人个子短小，30多岁，一件红色外衣很长、很旧，由于上衣太长，双腿就显得更短。她有一头乱发，脑后扎了马尾巴，扎结处即头发的结尾处。她不哼一句，和男人一同卸车，车子拉进门后，黑木门也就关上了。院子里很安静，黑木门就隔开了万丈红尘。
王师傅说，她是个哑巴。
多么般配的一对，我心里说。
我后来还是经常去磨面，但很少见那道黑木门打开。院子里只几间旧房子，坐落在紫荆山下的南巷口，和几十米之外的繁华极不相称，王师傅家的二层楼房就显得更加高大气派。
男人每天和水果打交道。冬天下雪时，他也不挪一下摊位，远远看去，他像个雪馒头，在那里坐着；夏天的日子还好些，只是卖瓜时夜里要在摊点处睡觉，可以想到，有许多蚊蝇热情地缠绕着他，不肯离去。总之，他是不屑于世务和家务的。有时，在街道上走，就碰到那个女人匆匆地走路，一手提着个瓦罐，另一手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的一定是馍馍，一看就知道是给男人送饭。因为是哑巴，无须与人说话，也就一个人走路。送了饭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扭过头就走。共3页，当前第1页123
他们之间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手势，也许就足够了。
一个秋天的黄昏，我在街上走，见那女人收秋回来，背着一背斗洋芋，左手一把铁锹，右手一把镢头。我惊奇的是她的背绳竟那么长，背斗垂在她的臀下，重重地压着，因而她走得非常艰难，一步一步在挪动。她的脸挣得通红，短小的身子缩成了半圆。这情景，看了让人心里真难受。她为什么不把背绳拴得短一些呢？我心里老是不明白。她旁边走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紧靠着女人走着，走得极其安静，穿得不是很褴褛，但可以说是很破旧了。由于母亲是哑巴，女儿也就无法与之交流，她也就只好安静地走着。想起我女儿10多岁了，吃饭穿衣总是挑三拣四，净穿好的，只吃好的，再看母女俩走路的样子，让人心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
女儿一定不是个哑巴，我心里想。其实我是在祈祷，她应该不是个哑巴。
一个哑巴女人，碰到了一个瘸腿男人，幸还是不幸呢？我真的说不清。但他们相互包容了对方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他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女儿，这世上便多了一个完整的家庭，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。
只要我在街上行走，时不时会见到哑巴女人，她的形貌，她的生活，好像总是要告诉我一个真理：人是无贵贱之分的，人的某些缺陷也许铸造了某些特长。只要顽强，人总是会幸福地活下去的。
爱伦堡在他的传记里反复强调：生活永远在继续。
有时候，灾难就像是一道闪电，会突然爆发。
1998年3月，我儿子刘可出生了，可一切并不像计划中的那样顺畅。儿子出生后不到12个小时就住进了医院，望着打吊针的药瓶上写着的“刘可”二字，我的内心蓄满了担忧和恐惧。
那年我代高二年级数学，还是班主任，我就只好在学校和医院间奔波着，慌恐和不安，是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。一切还算好，一月后，儿子终于出院了。
可有一件事也令我永远不能忘记。
一天早晨，我推着自行车从医院出来要回学校上课。这时，医院门口有三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她们靠着大门不远处的砖墙，紧靠着相挨着，站在中间的那个女人，身体看来很虚弱，穿着也很破旧，30岁上下。她的怀中抱着一个孩子。看得出来，她一定是孩子的母亲。孩子被厚厚的粗红花的棉布小被子包裹着，从外面是看不见孩子的。女人目光呆滞，痴痴地望着天空。

站在医院门口，说明孩子一定是生病了。她两旁的两个女人显然是陪这女人来给孩子看病的。从表情和衣着上一眼就可以看出，她们显然来自农村，是地道的农村妇女。
孩子没有哭声，不知是睡着了，还是病得严重，不得而知。
女人身旁的两个女人，目光也是呆呆的，一会儿就靠近孩子，用手拉开上面的被角，看看裹在被子里面的孩子。她们的脸上充满了怜惜，也许是怜悯。那女人一动不动，仍是呆呆地望着天空，不知心里想着什么。
她们为何没有去看儿科呢？
是在等她的丈夫？是没钱看病？是那孩子被确珍为不治之症？各种疑问向我袭来。但这些我无法知晓。
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学校，给学生讲了一个早晨的“圆锥曲线”，满脑子的椭圆、双曲线和抛物线。我老是想，椭圆有两个“心”，两心合一心，就是一个圆了。呵，圆，多么好的一个几何图形，多么好的一个圆圆的世界。可是，“人间花草太匆匆，春未残时花已尽”（苏曼殊诗），即便是天上的月，一年也就圆那么12次，更多的时候是令人扫兴的残缺。
中午时分，我匆匆为医院里的母亲和妻子做好了饭，骑了车子匆匆送去。时间已是下午两时了。我在儿子旁边呆了两个多小时，他脸上时不时露出的笑容，冰释了我的担忧。可是，我不能再呆一会儿了，我得尽快地赶到教室照看学生的自习了。出了医院门，我却看到了我最不爱看到的一幕：
三个女人傻呆呆的靠着砖墙有气无力地站着，那女人手中孩子不见了，连同那个厚厚的粗红花的棉布小被子。是儿子还是女儿？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共3页，当前第2页123
一定发生了一件最不该发生的事，我心里想着。
女人不再呆呆地看着天空，而是用脏兮兮的左手，捂了她的双眼。她的头无力地垂着，快要挨到了她的胸膛，一件蓝布上衣凌乱不堪，衣上的花朵再也没有了任何生气。也许她的双眼是紧闭着的，她多么不想看这个残酷无情的人世间呵。而她旁边的两个女人，双手都背在身后，整个身子依靠在墙上，仿佛没有了这墙，她们全会倒了下去的。两个女人却没有低着头，她们望着天空，许多的无奈，顺着眼泪流了下来。而那女人却没有放声大哭，最是肝肠寸断、撕心裂肺的疼痛，号啕大哭是无际于事的。
可是，她们为什么没有及早地离去，却要仍站在了医院的门口，我至今也是不明白的。也许女人相信孩子还在儿科的病床上，医生正在全力救治吧。或者她根本就不相信眼前的事实，她坚持认为孩子是活着的。还记得我原先工作的学校，有个后勤服务的刘师，8岁的儿子溺水而亡后，他的整个精神崩溃了，许多个日子里，他就在儿子失事的水边转悠，嘴里不自觉的喃喃着。他好像一直在呼唤着他的儿子快点回来吃晚饭。
生命是无常的，在更多的时候，生命仿若一片树叶。
这样的事在医院里，可能是经常发生的。但这事发生在任何一个活着的生命个体身上，那份重量足以让一个人背负一生的痛苦，这个重量着实不轻呵。
周国平是个著名学者，他的女儿妞妞一岁半时离开了人世。他用沉重的笔写下了《妞妞——一个父亲的札记》这本书，也许他写得太过于苍凉痛苦了，这本书意外地畅销，一印再印，且译成了几种外文。但是我想说，任何失去儿女的人，痛苦的重量是一样的。那女人也许不识字，如若识了些字，也肯定写不出装满了一本书的痛苦。
她会把痛苦一个人慢慢地咽下去，咽下去，再咽下去。而且相信这是一种命运。
我常想，只有时间是一块最大的抹布，它总在慢慢地、悄然地将一些生命留在日子上的痕迹（包括旧迹、血迹，也包括污迹）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将以后的空白的日子，像阳光和清水一样重新推到一个人的生命面前。
是呵，时间会漠视一切，淡化一切，将浓浓的血稀释为水，即使是刻骨铭心的也概莫能外。
　
2006年12月6日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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